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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6/    168比分直播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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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祖国东北边陲那片广袤的黑土地上,自1946年第一路垦荒大军点燃起“星星之火”以来,一批又一批复转军人、知识青年、科技工作者,从战场走向荒原,从城市走向边疆,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垦荒建场,以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开发建设北大荒,写下了黑土地上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历经三代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百万垦荒大军终于将5万多平方公里的漠漠荒原,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共和国大粮仓”。而黑土地所培育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更成为留传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1946到1957年,经过十路垦荒大军并肩战斗,全力开发,黑土地已将一连串熠熠发光的数字奉献在国人面前:国营农场数:82个;耕地面积:905万亩;拖拉机数:2288台;粮豆总产:368947吨;总产值:10437万元。

  从1958年开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止的20年间,党和国家又派来了6路垦荒大军,其中举国瞩目的就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的历史壮举。

  1958年3月,党中央在祖国西南边城召开了成都会议。20日,全体中央委员庄严地通过了一份历史性决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出席成都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几乎都想到了祖国的东北角——北大荒,继而把目光投向了在座的王震将军。三年前,王震就向呈递了《关于开发北大荒的问题》的报告,连续3年,将军在密、虎、宝、饶地区,创建了铁道兵农垦局和所辖一批“八”字头农场。职工2.3万人,人口6.7万人,耕地面积260万亩,收获粮食12550万斤。据此,王震提出进一步开发北大荒、接纳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疆的方案。

  1958年3月23日,著名诗人郭沫若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向地球开战》,为十万官兵“壮行”。短短3个月时间,十万名穿军衣的“移民”,从祖国各地,从各军种、兵种,各部队、院校,纷纷离队北上,向北大荒挺进。有的横跨半个中国,多数则走过两个季节——从驻地的春天,跨进北疆的严寒。到了五月底,进入黑龙江垦区的复转官兵共8万多人,其中排以上军官约6万人,包括7个建制预备师、4个部队医院以及随着这场“向地球开战”席卷而来的家属、未成年的军人子弟等等,号称“十万”大军。

  十万人马朝同一目的地移动!人数之多,行动之快,影响面之大,在我国移民史或垦殖史上是罕见的。

  十万官兵中有六万名尉官,北大荒一下子接纳了如此众多有文化、有专长的年轻拓荒者。他们大多在建国前后参军,满怀着对党的崇敬以及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离家出走,投笔从戎,有的跟随大军南下,有的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一齐投向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来了。他们年龄大多在20岁至“而立之年”,经过战争考验和现代化军事训练,有的参军前就是大学生:交大、同济、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武大、川大、南开……几乎囊括了全国各地的重点大学,有的来自军事高等院校,仅军事翻译人员就有一千多名……他(她)们不仅脱下军装,而且改行“向地球开战”了。

  李国富,解放战争中曾荣获“孤胆机智英雄”的光荣称号。入伍11载,横戈辽沈,饮马长江,南下剿匪,先后立大功11次,小功和三等功7次,两次进京见到毛主席。听说北大荒需要大批转业军人去开发,他二话没说,毅然递上了申请书。

  王树功,曾先后参加过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当兵11年,立战功12次,并荣获华东军区三级人民英雄的称号。

  还有战斗英雄张一千、曹学法,曾任英雄团指挥员的老虎团团长张海峰、白云山团长赵世贤。据史料记载:截至1985年末,垦区尚有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128人,立特等功的408人,立大功的2929人;尚有各等各级的残废荣誉军人1418人。

  在上甘岭打出了军威的志愿军第十五军,1958年由步兵军改为空降兵军,裁减了军官1200多人,清一色的尉官,统统转业来北大荒了。

  密山,祖国东北角的一个小县城,这里每天要吞吐数以千计的转业官兵,从车站通往城里的那条土路上,挤满了穿着军服、黄棉大衣、摘掉肩章和领章的转业官兵。土路两边的空地上,堆满了行李、箱笼杂物。农垦局向农垦部告急,王震从北京赶来了,在车站广场上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动员转业官兵徒步向荒原进军。

  那是1958年4月12日。密山车站广场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王震将军肩上佩戴着三颗金星的上将军衔,披着一件黄呢大衣,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说:“欢迎同志们到北大荒来!开垦北大荒困难很多,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天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意?(回答:同意!)好,明天早晨就出发!”

  大会以后,云集密山县城的转业官兵就按照将军的建议,迈开双脚,徒步进军荒原了。迎接他们的是农场仅有的建筑:临时抢建起来的两栋马架子。

  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号称“十万”的移民队伍迅速进入荒原腹地。这是一场携家带口的进军。有准备,也无准备;有计划,也无计划;匆忙,而又沉着;混乱,而又有序。

  在十万大军进军声中,有一位年轻妇女,名叫潘桂英。她从四川乐山背着尚未断奶的孩子,长途跋涉18天,途经7个省份,进入漠漠大荒后,又在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里穿越,终于来到了与世隔绝的雁窝岛她丈夫所在的八五二农场。她的经历要比转业官兵们集体徒步进军要艰险得多。

  1958年的北大荒,对十万转业官兵来说,是严峻的,艰难的。其时春寒料峭,积雪未化,住房紧缺,粮草不足,条件异常恶劣。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场赤手空拳的“向地球开战”,是一场全面出击的“人海战术”!

  首先是抢盖马架子,以解决荒原建点中面临的“地无一垅,房无一间”的燃眉之急。据史料记载:“1958年春,预一师1488名转业官兵仅用100天时间就盖了1000多间马架,使萝北荒原上出现了几十座‘荒原新村’。初建点,没有住房,转业官兵白天下地开荒生产,晚上点灯抢盖马架,有的住地窨子……”

  济南军区后勤部转业军官300多人分配到八五三农场某分场,头一项任务是去一分场二队背粮、背盐。春天道路开化,车马未通。每人用一条长秋裤,裤腿用绳子一扎,装上大米,套在脖子上。每人负重四五十斤,涉水过河,来回140多里。

  雁窝岛是最偏僻最艰苦的分场,131名转业官兵进岛不久,遇上冰雪融化,交通断绝的艰难时刻,一度断了粮。官兵们就挖野菜,掺着高粱米粒熬粥喝。

  1958年3月,根据王震部长的指示,转业官兵4000余人和其他职工组成施工大军,在完达山西麓,七虎林河上游兴建中型的云山水库。经过194天抢建,终于在11月12日宣告竣工。水库建设者们在少量机械的配合下,挖土63.3万立方米,浇灌混凝土568立方米,砌石685立方米,修公路64公里,桥梁三座。筑建了长3000米、高9.5米、顶宽8米的水库大坝和配套工程。

  在抢建云山水库的同时,十万官兵又在完达山南麓打响了抢建从密山到虎林的铁路大会战。全线公里,从密山县东行,经裴德,沿着穆棱河北岸,穿越沼泽地上的一条巨大的堤坝,过杨岗,经宝东,直插虎林县。这是一条横贯三江平原腹地的大动脉,由于它的贯通,将使分布在这一带的“八”字头农场以及新建的八一农垦大学、医院、工厂等连成一片。

  1958年4月,1000名转业官兵刚刚放下背包,便被分配到筑路队。经过连续3个月的苦战,砸石子、修路基、铺枕木、架铁轨,昼夜苦战,7月25日,密虎铁路终于正式通车。这批转业官兵立即投入虎林至迎春的铁路建设。12月29日,虎迎铁路正式通车,并举行了剪彩典礼。他们又转移阵地,抢建迎春至东方红的铁路。当时《人民日报》为密虎线的通车发了一条消息:《火龙开进北大荒》!

  1968年,主席在批准组建兵团的同时,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城市知青如大潮般涌入黑龙江垦区。

  从1968年至1972年,垦区接收了京、津、沪、杭和本省各城市的知青45万人。1973年后,对京、津、沪等外省城市知青停止接收。但是,本省知青仍不断来场,垦区先后共接收城市知青达50万之众。

  上海一位电车老工人把自己的同胎三个女儿咸慕真、咸慕和、咸慕群一齐送上去北大荒的列车。三姐妹来到兵团五师五十团(查哈阳农场),老大当农工,老二当护士,老三进修配厂当翻砂工。北京朝阳区建筑工人老两口已经把两个女儿送到黑龙江,这次又把独生儿子送到兵团。

  上海女知青孙英,当时在第一师范念书,没有下乡任务,她联合10多个同学,主动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信,要求奔赴北大荒,信上插了一根鸡毛,表示“情况紧急”,市革委当即批准她们的要求。

  随着50万知青的到来,连同他们的狂热、天真、忧伤、悲哀,一古脑儿地带到了这片黑土地上。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屯垦戍边,披荆斩棘,战斗在边疆/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誓把北疆变成粮仓/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红心向太阳!”这首在特殊年代里产生的歌,在黑土地上久唱不衰。而后随着知青返城,在京津沪各大城市流传近40载。歌名几经修改,原名《兵团战士之歌》,后改为《兵团战士忠于毛主席》,最后定为《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它是那个时代的独特产物,她铸成了整整一代知青独特的人生经历,远远超出了北大荒的时空范畴。

  歌曲词作者是兵团五师政委高思,他是1968年兵团初建时来到北大荒的一名现役军人。当时他在嫩江平原组建五师,后任政委。日子久了,劳动、生活条件艰苦,高思希望能有一首歌,将成千上万名知青的思想行动统一起来。于是,年过半百的高思自己动手,写下了《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歌词。他让与知青同时来到兵团五师的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王德全为之谱曲。

  1972年冬天,五师举行了盛大的文艺会演。全师10多个团的文艺宣传队云集在五十一团团部。《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就是在这里一炮打响,荣获汇演大奖,继而推向整个兵团,又从北大荒推向全国,激励了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这首歌成了联结黑土地和各大城市老知青的纽带,浓缩了一代知青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人生历程,铸造了令人梦牵魂萦的“北大荒情结”。

  50万城市知青来到兵团和农场,经过磨烁,成为北大荒职工队伍的新的基石。他们多来自京、津、沪、哈等大城市,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高中生,并涌现出为数众多的模范标兵人物。他们在黑土地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迹和血汗,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

  1969年3月18日,正是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师七团(赵光农场)哈尔滨女知青曲雅娟一生难忘的日子。傍晚,曲雅娟和女知青们正利用休息时间铡草,铡草这活最累、最脏,距离铡草机最近的人也最危险。突然,铡草机让草团堵住不转了,曲雅娟下意识地伸手去掏。霎时间,无情的铡草机锋利刀刃的滚筒,将她整个右手齐腕切断……她几乎痛昏过去,被送往哈尔滨211医院抢救。

  手术第二天,曲雅娟就忍痛下床,她帮助护士为病友倒便盆,还用一只手擦地板,端水端饭。住院时,她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一个月后,她出乎大家的意外,没有“病退”返城,却甩着一只空袖筒再次出现在连队。在劳动中什么活重她干什么:盖房子时,她左手拿泥抹子,右胳膊托着泥板,另一头顶在墙上,抹累了,就把泥抹顶在胸前,继续干。锄地时,她用左手拿着锄把中间,右胳膊夹着锄把头,一下一下地锄草。隆冬深夜,紧急战备的集合号响起,全连战士摸黑穿衣,打背包,以最快的速度到连部门口集合。连长吃惊地发现曲雅娟也站在队列里,她满头大汗,背着背包。背包打得不太规整——那是她平时利用休息时间一遍一遍地苦练才独自完成的。连长抚摸着她的背包哽咽了……不久,兵团党委作出了关于向曲雅娟学习的决定,她的事迹在整个北大荒引起了巨大反响。1969年国庆20周年,她作为观礼代表登上了城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她成了50万知青瞩目的标兵人物。作为知青代表,她被选进兵团党委,还当选为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1972年,曲雅娟被保送进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学习。1984年,任哈尔滨金融专科学院人事处长。

  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克山农场)的鹤岗知青高崇辉,当年被分配到二营十二连农工排当战士,他虚心向老职工学习,勤学苦练,终于掌握了麦收时打撮灌袋的窍门。打4下就能灌满180斤的麻袋,每袋经过检验上下差不了一二斤。他和老职工搭成“对子”,不歇气,不直腰,两个半小时就灌了560袋。从此,“打撮子灌袋能手高崇辉”出了名。他担任农工排长,全排14名知青入了团,成为事事领先的“尖刀排”。师党委授予他“坚持下乡、铁心务农模范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不久又被提拔为副团长。1979年,他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省青联副主席,出席了全国知青座谈会。这年6月,共青团中央授予他“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称号。

  兵团二师十一团(军川农场)十三连上海女知青顾雪妹是畜牧战线的标兵,领导让她喂猪,她就愉快地当上了“猪倌”,一人包下300头育肥猪的任务。整整一年多时间,顾雪妹没休过节假日,每天凌晨两点起床,给猪舍备料,挑水,清圈,垫草。3年时间,顾雪妹在简陋的条件下,一人育成肥猪2667头,盈利27000多元,成为北大荒畜牧战线年,《兵团战士报》发布一条消息:“近几年来,兵团知青中提拔13000多名干部,从职工中提拔12000多名干部。新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现已有119名青、中年干部选进团以上领导班子,其中有5人担任了兵团常委,15人担任了副师长、副政委或师常委。”

  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中的罕见现象:烈士人数之多,是其他各路垦荒大军中少有的。有为扑灭烈火而牺牲,有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献身,有排除哑炮而牺牲,有抢救落水知青而献身,有在军事实弹演习中遇突发事故为掩护战友而牺牲……当年,每个农场都建立了知青烈士墓碑。这些墓碑,与复转官兵、老拓荒者的墓碑并肩而立,迎风呼啸,显示了一种震撼天地的悲壮,将烈士英名永远镌刻在黑土地上!

  1976年3月13日,中午11时20分,离尾山农场六队3里多地的小郎山突然升起一股浓烟。7级大风卷着山火,以每秒14米的速度压向六队,严重威胁着场院上260多吨种子和口粮,威胁着知青宿舍和家属住房。

  杨淑云等7名女知青和大伙一起,同烈火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英勇奋战,火扑灭了,粮食、房屋保住了。然而,杨淑云、汪贵珠、施慧宝、朱慧娟、朱慧丽、李桂芬、檀文芳等7名女知青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人们含泪清理她们的遗物:未写完的日记,才吃几口的饭菜,顾不得围上的红头巾,没织完的毛裤,以及保存得完好的当年的“”袖章……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她们“英雄战士”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省人民向她们学习。7位英雄战士的遗体,安葬在五大连池畔小红山的向阳坡,前来凭吊的人们络绎不绝。

  在那特殊的年代,千百万知识青年为当年的“理想”和“最高境界”,前仆后继,以致献出自己的生命,黑土地永远铭记这些献出了年轻生命的知青烈士。

  到70年代中末期,许多知青通过“招生”、“招工”离开了垦区;随之而来的“返城风”兴起,数量更多的知青通过“病退”、“困退”、“顶替父母接班”等渠道返回了城市。

  令人惊奇的是:知青返城后,大潮不退。这批早年从全国各大城市走向黑土地、经历10年磨炼的中年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增长了才干。他们虽身在各地,但心系黑土地,为北大荒垦区新的崛起,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在近30年的时空里延续着一波又一波的“知青热潮”。

  北大荒开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粮豆总产突破200亿斤大关,有赖于良种培育,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喷灌,飞机洒药,粮食烘干设备的普及……等等。

  截至2006年,垦区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万人,这是一支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科技队伍。他们终日在黑土地中穿梭,泥水里跋涉,为着200亿斤的目标而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垦区自上至下建立了完整的科研体系。总局设科学院,各分局设科研所,共17个院所,103个技术推广站,9个技术推广中心,建起了163座粮食处理中心,种子加工厂37个。

  与此同时,全垦区实施了科技“百千万工程”,即:下派科技人员100名到农场当科技副场长,1000名离退休科技人员下基层提供科技服务,10000名具有较高素质的机关干部常年在基层传播科技知识。这些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农垦科技的普及。

  黑土地开发初期,小麦亩产只有50斤,80年代最高亩产298斤,到90年代平均亩产近500斤,高产农场超过800斤。大豆在开发初期亩产仅96斤,1985年亩产200斤,至90年代已稳定在260斤以上,高产农场达400斤。1985年以前,玉米平均亩产412斤,水稻亩产390斤;到1995年,玉米平均亩产770斤,水稻亩产826斤。

  经过垦区科技人员长期研究探索的大豆“三垅栽培”高产模式,已在东北三省推广,每年增产大豆近20亿斤,创经济效益上亿元。而今,这种高产栽培模式已走出东北,南跨黄河,西至内蒙古,“九五”之初,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五大作物标准化栽培模式之一,成为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原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高级畜牧师张国范,代表北大荒10万科技人员,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受到的亲切接见。

  1955年8月,张国范以优异的成绩告别了母校东北农学院,怀着建设边疆、繁荣畜牧业的美好理想,来到了北大荒腹地——刚由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当时,农场正在开荒,规划中的畜牧场还没起步。他被分配到只有两名工人、6头奶牛的奶牛队。使老乡们惊奇的是,这个瘦高个子大学毕业生,不坐在场部红砖红瓦的办公室里当4个兜的干部,却整天守着奶牛。张国范很少言语,却实干苦干,他喜欢泡在牛圈里,观察牲畜的习性、吃食、排便……第二年,一座1000多平米的砖瓦结构的鸡舍在荒原上建起。鸡场盖了3栋新鸡舍,鸡群发展到七八千只。可张国范手下还是4名工人,他就顶班劳动,打夜班。

  张国范将未婚妻从老家接来,在农场安了家。妻子坐月子,守着鸡场,为妻子批条买鸡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张国范吝啬得很,迟迟不批,最后给妻子买的不是母鸡刚下的鲜蛋,而是孵化室里未孵化成的“瞎蛋”……至今妻子提到这事,还伤心得落泪。

  由于长年劳累,张国范病了。大口大口地咯血,他染上了肺结核,左肺已萎缩三分之一,右肺有蛋黄大的空洞。父母从老家赶来,见他面色蜡黄,虚弱不堪,悄悄地安排了后事,然而,张国范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畜牧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张国范的目光又从一般的畜牧饲养集中到良种猪的培育上来。他同亲密伙伴汪家燮、以及早年留美的著名畜牧专家许振英教授经过缜密研究,确定了建立三级育种体系的计划。

  一场大型繁育瘦肉型良种猪的战役,在北大荒腹地——三江平原红兴隆地区打响了。历经10载辛勤培育,“三江白”繁育体系培育成功了!1983年8月,北大荒特大丰收的日子,全国各地200多位专家教授云集红兴隆参加“三江白”项目鉴定会。一项项无可争辩的数字摆在专家教授们面前:“三江白”新品系育肥期日增重650——670克;生产180天体重可达90公斤;每增重一公斤耗料3.5公斤;胴体瘦肉率55%;初产母猪平均窝产12头,初生仔猪平均重1.2公斤……它表明“三江白”是我国首次培育成功的瘦肉嫩品种,具有生长快、耗料少、瘦肉多、繁殖力高、适应性强的特点。

  1984年,国家批准了对这个新品种的鉴定,并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

  北大荒“两院一校”——农垦勘测设计院和八一农垦大学,是早年王震将军亲手创建的。40多年来,已培养出各种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2万多人,在科研和科技推广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科研成果135项,其中61项获国家级、省级和总局级奖励,55项达国际先进水平。向垦区各农场推广科研成果所获得的社会经济效益已超过10个亿;仅“大豆三垅栽培技术”一项,每年纯增经济效益2亿元。

  毕业于沈阳农学院的植物病理学家刘惕若教授,一生致力于农垦的教育和科研,奇迹般地完成10余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得国家农业部、省政府、总局各级多次奖励,防治病害技术推广面积上亿亩,取得的经济效益已超过2亿元。

  荒凉的北大荒和艰辛的植物病理学研究之间,用一个小小的馒头,把他的一生精力和热情全拴在了田野中。

  1959年11月,北大荒的小麦赤霉病大流行,做出的馒头不霉不馊,但吃下去就头晕目眩,腹胀呕吐。刘惕若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中跋涉,收集小麦赤霉病资料。他跑遍垦区,在几个农场设立常年观测点,和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一起,对赤霉病发生情况、气象指标等进行逐年详细记录,终于找出了小麦赤霉病发病的规律。

  1983年,刘惕若承担了国家“六五”攻关课题——《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他研究的综合防治技术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显著效果,增加经济效益数千万元。此项研究经国内专家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兵团曾用了三年多时间架起一条长11000公里的电话线团的年轻人们,有上海的,北京的,也有黑龙江的。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这14条年轻的生命永远的躺在了那片黑土地里。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向前开,他们只能留在这一张张黑白照片里,年轻的容颜经不住岁月磨蚀,照片已泛黄,笑容渐已模糊,他们的名字、他们曾经激荡的青春往事,更是星散在往事的尘埃里。他们在哪里呀?白桦林里的欢笑与泪水,黑土地上的豪情与苦涩,只有一个叫“北大荒”的地方永远记得他们。北方的天空下,风起时,白桦林沙沙作响,这许是对那一段段闪烁着理想光芒的青春的无限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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